文章首发于:《财新网》（2024年11月28日发表）
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为各国经济带来了发展机遇与繁荣。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80年到2019年，全球GDP总量从11.5万亿美元增长到88.6万亿美元，增长近7倍。
然而，全球化并非一帆风顺，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兴起，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经贸摩擦持续升级，全球化进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强。尽管对全球化的走向、影响争议不断，但合作共赢、多边主义仍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贡献者，又是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和捍卫者。在日益复杂的地缘冲突、经济周期性和结构性矛盾叠加的环境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李伟教授在最近发表于财新网的文章中着重探讨了全球化进程的演变与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经济新策略。文章认为，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是应对逆全球化挑战的根本之策。
自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简称特朗普）开始为自己挑选未来的内阁成员以来，贸易领域的官员就是中国人关注的重点。从现在已经披露的消息来看，特朗普在贸易领域的高官很可能会是一个对华强硬派的组合，这对中国的外贸和经济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事实上，特朗普并非仅针对中国。就其贸易政策而言，特朗普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国保护主义者。他宣称要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但其他国家他也没放过，甚至是美国的盟友。这使得各国政府对这位即将上任的美国候任总统充满了担忧，人们甚至不禁要问：广泛的贸易战是否即将出现在这个星球上？
我们可以再把视角拔得高一点，二战后全球化逐渐兴起。国际贸易快速发展，资本流动规模日益扩大，人员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地球村正不断接近实现。这种状况极大的改变了全球经济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
然而，在我们享受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其负面效果也在侵蚀着其政治基础。全球化促进了国际分工，提高了经济效率，但它也冲击到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例如美国的部分制造业工人就因此失去了工作机会，这些制造业工人的诉求在这次的美国大选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尽管将自身的失业完全归咎于全球化有失偏颇，但这些制造业工人的诉求是实实在在的。假如不能得到这些人对全球化的支持，那么我们又如何能确保全球化的继续推行呢？假如我们不能夯实支持全球化的政治基础，那么全球化可能就会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样，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大赢家对此不可不察。
人的寿命是有限的，大多数人的记忆仅能维持几十年，这意味着我们对全球经济的感触大多来源于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事情。二战后，人类在总体上实现了长久的和平，这使得各国有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空间。随着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上也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这一切是当然而然的吗？
假如看看全球化的历史，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不。仅仅在100多年之前，全球化就出现过大规模的倒退，而且这次倒退持续了很多年，直到二战后全球化才重新恢复过来。根据公开资料，第一次全球化出现在1870年到1914年。当时国际贸易以年均4%的速度增长，从1870年占全球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的10%增长至1914年的20%。国际资本流动以年均4.8%的速度增长，占全球GDP的比例从1870年的7%增长至1914年的20%。
伴随着贸易和资本的流动，全球GDP增速出现了明显的提升。从1870年到1914年，全球人均GDP的增速为1.3%，而从1820年到1870年的增速仅为0.53%。更重要的是，那些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取得了更快的经济增速，例如日本。
然而，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一战导致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出现了大幅倒退。即便是在战争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球化仍未恢复到战前的水平。更糟糕的是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各国纷纷祭出了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政策，例如英国让英镑脱离金本位，允许其贬值，并对进口商品增加关税。这些以邻为壑的政策严重打击了本已孱弱的全球化进程，加剧了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二战的爆发。
世界大战的爆发标志着第一次全球化的彻底崩溃。在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米什金（Frederic Mishkin）看来，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两点，第一，全球化并非一个当然而然的过程，其是可以逆转的；第二，全球化的逆转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鉴于第一次全球化的逆转及其灾难性的后果，二战后主要发达国家开始构建新的国际经济体系，其核心的一点就是要启动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非常幸运的是，中国这次抓住了全球化的契机，实现了多达数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
二战后，主要发达国家建立了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尽管在早期各国对资本自由流动进行了限制，但国际贸易一直是在持续增长的。而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之后，主要发达经济体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也逐渐取消，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之景。
和第一次全球化中的日本类似，在这次的全球化中，谁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化，谁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随后一个更著名的经济奇迹浮现了出来——中国的增长。
中国在1949年结束了内战，但如何复兴经济却成为了一大难题。一开始中国仿照苏联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但和苏联一样，这套体制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贫困的局面迫使中国在1978年改弦易辙。幸运的是，当时中国政府并未选择闭门造车，而是采取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积极加入国际生产链的经济发展方式。换句话说，中国热情地拥抱了全球化。
正所谓自助者天助。就在中国拥抱全球化的同时，第二次全球化也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中国拥有庞大的体量和一批高效低价的劳动力，大量国际资本于是开始流入中国。在干中学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效率越来越高，能生产的商品的附加值也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实现了长时间的快速发展，这使得数亿人脱离了贫困。在近现代经济史上，这是空前的。假如以后印度经济不能实现持续高速的发展，那么中国经济的崛起很可能也将是绝后的。
就像第一次全球化中的日本一样，中国是这次全球化中的大赢家。中国通过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联系，直接学习了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产业。虽然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从现价美元汇率的角度去看，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汇率来看，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就在短短的几十年前，中国仍是一个弱小的、不被人重视的经济体。因此，虽然全球很多地区对全球化都颇有微词，但在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一直是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
对中国来说，支持全球化是一个正确的立场，也是我们讨论全球化问题时的基本态度。现在的问题是虽然我们支持全球化，但很多国家都已经在对此抱有怀疑，甚至敌对的态度，“脱钩”这样的说法不胫而走就是证明。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办呢？
从短期来看，美国与中国进行贸易战恐将难以避免，而其他很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摩擦情况也不容乐观。
作为中国来说，一方面要坚决维护全球化的大局；
另一方面要在不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进行实质性破坏的前提下，与相关国家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维护自身的合法合理利益。
然而，这些做法都是着眼于短期的战术性措施。假如基本问题不解决，中国仍然维持一个庞大的贸易顺差，那么这些措施转圜的余地就会越来越小。从根本上来说，中国需要的是结构性的改革，而这个改革就是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消费。投资所需的资金来源于储蓄，即当下没有被消费的收入，但投资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增加将来的消费。
其次，随着时间的流逝，投资存在较为明显的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在中国经济最不发达的时候，投资的回报率，尤其是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是很高的，这时候保持一个高投资率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回报率高的投资项目会逐渐减少。假如这时候再去依赖投资推动经济发展，那么其带来的可能更多是债务的堆积和无效的浪费。消费则不同，能够抑制人们消费欲望的只有商品和服务在供给侧的稀缺，当我们能够通过降本增效来大量供给商品和服务的时候，扩大国内消费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目的，也是一个可持续推动经济增长的工具。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要想让一个大国的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的动力，推动国内消费需求是经济效率最高、国际关系成本最低的办法。
最后，随着经济规模的变大，贸易顺差无法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中国在人口和地缘政治上一直是一个大国，但在过去中国在经济上曾是一个小国。当时中国出口增速高，贸易顺差增长迅速，但总体规模还比较有限。世界其他国家对此虽有不满，但大体上还能忍受。然而，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是一个巨无霸了，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对贸易逆差国的经济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说来有些好笑，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多赚钱，少消费，这是一个被人称颂的美德，但在国际贸易领域，这却是一种备受指责的行为。假如世界上只有中美两个国家，那么中国的贸易顺差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就是互为镜像的。中国人把工作都做了，美国人虽然可以享受更多便宜的商品，但却损失了相关的就业，这就是一些美国制造业工人不满的地方。中国政府已经着手积极调整政策以促进消费。政府不但在促进民众消费本国制造的产品，也在引导大家更多的消费别国生产的产品，这也就是增加进口。中国从2018年开始在上海举办年度的进口博览会（简称进博会），就是在积极促进外国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
归根结底，这是一个供给过剩、需求不足的世界，发达国家曾长期扮演着需求方的角色，现在它们不愿意再承担这种角色，这正好给了中国机会。
假如中国现在除了举办进博会之外，还采取结构性的调整政策，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从目前40%左右的水平逐渐提升到60%左右的水平，那么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会得到缓解甚至消失，而进口的增加也很可能会使得贸易顺差变为贸易逆差。在现在的经济发展阶段，一定量的贸易逆差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国经济和居民福利的。
因此，扩大内需，尤其是国内的消费需求，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才能提振消费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
第一，促使地方政府从经济建设型转为公共服务型。
现在居民消费不振的一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招商引资，提供的公共服务有局限性，老百姓不得不用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的方式来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
在目前的体制下，地方干部的考核主要看重GDP。要在短期内提振GDP，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大投资，尤其是大型工业企业投资。为了吸引大型工业企业来本地投资，地方政府有时会向这些企业提供廉价土地和税收返还，但这么做是需要花钱的。于是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的手段从住宅用地上筹集资金，这等于是从居民身上征收一笔隐形的税收来补贴工业企业。
这样的制度安排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的积极性远大于提供公共服务；二是住宅用地和住房价格过高，这降低了本地居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钱自然会减少。
要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着手一系列改革。● 首先，我们需要弱化GDP在地方官员考核中的权重，让提供公共服务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要采取措施制止地方政府之间为吸引工业企业来本地投资而过度竞争；● 最后，改革土地财政，减少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来征收隐形税的行为。
第二，改善社保。
改善社保的逻辑很简单，就是减少居民在生活中所面临的风险，降低其储蓄率，让大家更敢于消费。
第三，进一步放松户籍管理。
户籍制度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其将一部分本应享受地方公共服务的人剔除在外，使这些人不得不用更多的储蓄和更少的消费来规划其日常生活。
第四，加强资本市场竞争，激励企业分红。
居民消费不振的原因除了不敢消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收入不足，因此要提振居民消费，增加收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方面的政策建议很多，比如给民众发消费券，这些措施都有道理，但笔者认为有一点容易被忽略，就是中国的上市公司分红不足，这降低了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减少了其收入。要激励企业分红，最好的办法不是去制定法律强迫其分红，而是引入更强的竞争，促使上市公司将更多的利润回馈给投资者。这样既可以增加投资者的收入，也有利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实在是一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最后，笔者要强调的是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带给了我们巨大的福利，但也造成了很多问题。现在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拿全球化开刀，这对中国的根本利益是一种挑战。对此，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要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获胜，我们就必须采取坚实有力的措施去提升内部消费需求，这才是王道，这才是正道，这才是中国应该早日着手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双循环”的观点为中国经济指明了发展方向。相信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中国经济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