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太平的世界。
俄乌事件尚未结束，巴以冲突又开始了，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也日益严重，中国向何处去？
要想回答中国向何处去，首先要明白中国从哪里来。
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以祝寿为由，派遣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为正使，率领使团到访清朝觐见乾隆皇帝。
当时英国希望打开中国的庞大市场，对中国大量销售英国产品，因此高度重视此次出访。
遗憾的是，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后，中国拒绝了英国开放国门的要求。
这个故事很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但请注意它发生的时间节点——1793年。
就在24年前，英国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良了早期的工业蒸汽机，而蒸汽机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产物。
事后来看，当时的中国不但错失了参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会，更没有抓住融入全球化的契机。在经济上，这带来了一个非常直接的后果——中国与英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拉越大。
根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以1990年的美元计算，在公元1700年的时候，英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GDP）是1250美元，中国为600美元，英国大约是中国的2倍。双方有差距，但不大。
1820年，英国的人均GDP已增至1706美元，而中国依然是600美元。日后在全球范围内又出现了以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以信息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到1978年时，英国的人均GDP已高达12828美元，中国则是978美元，中国被英国甩出去了一大截。
实际上，二战后英国已开始落后于美德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例如在1978年，德国和美国的人均GDP分别为13455美元和18373美元，都比英国高。
正因为如此，撒切尔夫人才在1979年当选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首相后，大力推动了英国的经济改革，以期追赶先进国家。进一步延伸说来，假如拿当时的中国和美国做对比，两方的差距会更大。
在经过了多年的经济停滞后，197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将工作的中心转向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
非常幸运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新一轮全球化的大潮几乎是无缝衔接。
中国的决策者没有采取闭门造车的做法，而是抓住机会，积极加入全球生产链，发挥比较优势，从低端产业开始做起，逐步向价值链的上游发展。
开放带来了外部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它带来了新的思想观念，让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认同度迅速提高，这极大地促进了国内的改革事业。
另外，开放也倒逼了改革的进程，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对中国改变不适应经济发展的国内制度和政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经持续了45年。
这45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民众的生活水平获得了巨大的提升，数亿人得以脱贫，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脱贫事件。
然而，虽然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起点很低，中国目前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汇率换算成2017年的不变美元，2022年中国的人均GDP为18188美元，世界平均水平为17486美元，英国为46831美元，美国为64703美元。
中国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只有英国的39%，美国的28%。不过从中英、中美人均GDP的对比来看，中国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成就了今天的中国经济，而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也对全球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然而，“世异则事变”，如今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具体来说，中国在两个维度上遭遇了外部挑战。
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增长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而这反过来又在限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以出口为例，现在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出口进一步增长的余地有限。
更重要的是，庞大的出口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他国对中国商品的抵制，因为中国制造挤压了这些国家相关产业的生存空间。
假如中国不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纠纷只会越来越严重。
其次，地缘政治形势正在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在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外部环境总体上都是较为和平的，这样的环境非常有利于中国发展经济。
但最近一段时间，美国等国采取了诸多方法来限制中国的发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限制高端芯片的对华销售。
现在美国等国表示针对中国的这些限制政策并非是要与中国“脱钩断链”，而是要“去风险化”，但从实际效果上来说，这都是一种去全球化的表现。
过去中国抓住全球化的机会发展了起来，现在这个有利的外部条件正在逐渐消失，中国该何去何从呢？
全球化会使每个积极参与其中的国家都有所受益，而中国则是这种格局的大赢家，因此中国维护全球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然而，全球化的维持有赖于各方的共同努力，不是中国一厢情愿就可以做到的，因此中国也需要对可能发生的去全球化做好准备。
那么面对可能到来的不利局面，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分两点来谈。
第一，从短期来看，中国应该坚决与各种去全球化的政策和观念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但这只是战术上一些应对之策，有用，却不解决根本的问题。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中国经济需要进行一次深刻的转型，将经济增长的重心转移至依靠内需，尤其是居民消费上来。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促进居民消费呢？笔者认为这个领域我们至少有两方面的政策可以考虑。
第一，施行可以持续性提高消费量的长期财政政策，例如某种方式的减税。
在很多人看来，减税可以带来民众的可支配收入上升，从而促使人们增加消费。
但从李嘉图等价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Proposition）的角度来看，当政府减税的时候，公众预期政府将在未来加税，因此会增加相应的储蓄，长期消费总量的增长有限。只有当减税会永久性的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时，居民才会持续性的提高消费量。
那么当中国政府减税的时候，居民是否会持续性的提高消费量呢？这要看政府减税的资金来源是什么？
假如是发行国债，那么这在效果上等同于未来加税，这很难有效提高老百姓的消费量。但假如有其他来源，例如出让国有资产，也就是降低政府储蓄，那么这很可能会永久的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进而促进持续性消费和企业投资。
第二，夯实社保。
社保是给民众生活托底的一种保障制度，以医保为例，较为完善的医保可以降低人们因病致贫的风险，从而减少人们的预防性储蓄，让民众变得更敢于消费。
这方面要多提两点，首先，医保是居民在医疗上相互救助的机制，本质上是没病的补贴有病的，因此设置个人账户不妥，建议个人账户可以转换成保健账户，主要用于支付必要的体检和健康维护；其次，目前医保在很大程度上保障的是小病，这是不合理的，医保应该保的是大病和慢性病，小病自费的比例应该提高，把有限的医疗资源用在诊断与治疗大病和慢性病上。
最后，笔者要说一句，现在中国经济面对很大的外部挑战，但转向内需也非常有利于我们应对这种挑战。
原因很简单，当中国转型成为一个主要依靠内需来发展的经济体时，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很可能也会增加。
在当今世界，产能普遍过剩，消费才是稀缺的。谁消费，谁就是顾客，谁就拥有更多的话语权。美国之所以在国际政治经济上有这么大的话语权，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有巨大的消费市场，其他的国家都非常渴望从中分一杯羹。
假如中国变成一个像美国那样的消费大市场，那么其他国家肯定会更加依赖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不但会造福本国民众，也会拉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最终实现双赢。
到时候这些国家哪里敢说要和中国脱钩断链呢？哪里还敢要打压中国呢？正所谓消费是纲，纲举目张。
自达达人，利己利人，且当慎思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