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中午， SM 娱乐正在庆祝又一里程碑式胜利——旗下最新男团SuperM闯美成功，成为K-Pop史上首个出道专辑就荣获Billboard 200排名第一的团体。同日下午，噩耗传来。SM最具话题性的女星雪莉（崔真理）在家中自杀。微博瘫痪，Naver洗版，推特刷屏。SM迅速宣布暂停多位艺人正在进行中的活动。
如今，中国的偶像行业方兴未艾，从艺人到娱乐公司，纷纷到韩国取经。然而，雪莉事件给我们一个冷静的机会，一窥繁华背后，重新反思韩国文化内容产业的资源生产模式。
20年韩娱奇迹
2018年，韩国文化内容产业再创新高，达到116兆韩元（约984亿美金）。
这里的文化内容产业，指的是包含音乐、影视、游戏等一系列大众文化商品的企划、开发、制作、生产、流通、消费的产业。以韩国代表性的音乐品牌K-Pop为例，国际唱片协会称随着BTS、BlackPink等团体在全球占据引领地位，韩国在全球音乐市场中已然从“种子选手（potential）”进化成为“强有力玩家（power player）”。
整体而言，韩国不仅实现了国内市场的开拓，而且成功地大规模向外输出，其外溢影响力逼近、甚至可能已经赶超了近代以来长期占据亚洲最重要文化输出地位置的日本。
这一切成就，韩国仅仅用了20年。
1997年，千辛万苦摆脱贫困的韩国，在亚洲金融风暴下，股市暴跌，银行破产。一夜之间，欠下上千亿美金外债。12月3日，韩国宣告破产。临危受命的韩国总统金大中，面对韩国有限的资源条件，深感要救国于危难，就必须扶持“资讯科技产业”和“流行文化产业”（后者包括音乐、影视、游戏三大块），大力向海外发展。这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没有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门槛，只需要时间和人才，慢慢打磨。流行文化产业方面，1998年韩国政府迅速设立文化内容产业室，投入大量政策、资金支持。
一个被许多观察者忽略的关键是，韩国的文化内容产业在其发展之初就被植下了鲜明的“商业化“基因。不同于中国在文化出口上的多层次目标，也不同于后期韩国对产业寄予的软实力的政治抱负，一开始，处在艰苦阶段的韩国政府，给文化内容产业政策定下了明确的“盈利”目标，同时定下发展主力方向为大众文化而非高端艺术产品。
很明显，文化的自然兴盛是一个集天时地利人和的事情，迈克尔·杰克逊这类浑然天成的巨星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等着赚钱的韩国可耗不起。因此，韩国迅速瞄准了好莱坞式的工业化文化内容生产模式，最大限度地利用、组织资源，逐步发展成今日近乎“完美”实现工业化的韩流工厂。
接下来，本文将以韩国音乐产业K-Pop为案例，分析韩国娱乐产业的高效、成熟的资源组织模式，探讨其中“人”的价值的缺失，以及或有的破局力量。
完美偶像？“完美”的工业体系！
这些年，风靡亚洲的韩国团，从东方神起换到Super Junior再到EXO，韩流音乐偶像的新陈代谢一如时尚产业年度上新，每过一段时间，总能推出广受市场认可的全新偶像。
这个只有5000多万人的国度，似乎摆脱了文娱行业对个人创意、才华天赋的依赖。凭什么？
因为高度工业化的造星机制，使得韩流文化内容产品不再是个人的灵感乍现，甚至摆脱了原有的旧师徒培训模式、手工作坊模式，创造出庞大的商业闭环。
分析人士普遍承认，K-Pop的生产具有鲜明的公式化色彩，即韩流公式（K-Pop Formula）。留心一下，即使歌曲或组合的风格不尽相同，为了便于海外跨文化传播，提升粉丝的粘性，韩国团体的歌曲基本都有以下几个元素：英文艺名/团名，英文歌名，副歌部分的英文歌词，易唱易记的洗脑旋律、色彩鲜明吸睛的MV画面，整齐划一的刀群舞，为粉丝设定好的组合应援棒、应援色、应援台词……
产品标准化，正是工业化生产的核心前提。
事实上，对韩娱工厂来说，商品的概念远超出传统的音乐或视频领域。偶像艺人，作为承载一切表演和沟通的枢纽，也成为了商品，拥有着完善而漫长的培养体系。
娱乐公司的企划部门，作为商品的创造者和设计者，小到一张专辑的规划，大到一个艺人的外形、声线、风格，进行全方位的构思、规划、培养，力求商品最大程度地激起市场购买力。
企划之后，就交由经纪人执行。首先，练习生制度是稳步推出艺人商品的根本保障。既然等不及天生巨星，那就自己“养成“明星吧。韩国娱乐公司每年在全国甚至全球范围内，挑选具有良好素质的潜力少年，进入公司成为练习生。普遍加入的练习生年龄在13到14岁左右，短则1-2年，长则7-8年才能出道。公司将对其进行歌唱、舞蹈、仪态、各国语言、演技等全方位的培训，还进行定期、不定期的严苛审核和淘汰。同时，还有无时无刻的饮食控制、社交媒体禁用限制、恋爱禁止、按要求整容和经纪人保姆式的24小时监控，以确保艺人成长为公司需要的样子。最终，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从这场漫长又不知何时终止的严酷竞争中胜出，站上出道的起点。
接着，商品推出后，仍需要敏锐的市场把握和长期的产品维护，于是诞生了经纪人家长式的高度艺人管控。出道后，练习生时期的饮食、形象管控，以及经纪人的贴身管理只会更加强。韩国的文化排斥叛逆的“坏孩子”，偏好中规中矩、明亮清新，正向乖巧的形象。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作为暴露在镁光灯下的存在，艺人的品牌形象就像珍贵的白瓷瓶，需要娱乐公司完善的风险管控。例如，艺人在进行社交媒体发言、直播和采访时，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都有经纪人在一旁进行监控。
随后，全球分工的歌舞产品生产线与跨平台软硬体整合的周边产品，进一步强化了文化内容商品的活跃度、丰富度、和市场粘性。K-Pop的歌曲大多是从全球各地的编曲、编舞者处购买而来。公司根据每个组合的风格特色邀歌或从公司曲库里选择合适的歌曲，给艺人进行专辑或单曲策划。
出了乐曲，还没有最大化利用艺人的价值。韩国现在的大型娱乐公司，大多拥有或持股许多媒体、影院、购物、电子、物流等子公司。当娱乐公司推出艺人时，音乐频道和广播电台会协助打歌曝光，电影公司可能替艺人量身定做角色作品，购物、食品公司则推出海量的明星周边/联名商品，衣食住行一网打尽，形成庞大的商业闭环。
事实上，韩国娱乐公司整个流程负责的是商品的企划、包装、营销，进行的更多是内容的策划而非直接创作，规避了依赖天赋才华明星的文娱产业的不稳定性，为长期批量化地生产符合市场趣味的偶像打下了基础。Billboard的撰稿人Tarmar Herman也因此认为：“K-pop是一种概念（idea），不是一种音乐类型。”
需要强调的是，为了维持文化内容商品生产的效率和利润，韩国娱乐公司有意识地塑造了自身在行业内的绝对掌控的地位。为了避免艺人出走，导致公司为艺人长期付出的沉没成本血本无归（仅就每个成功出道的艺人的平均培养成本而言，就超过百万美金），娱乐公司为此部署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签署十年以上的超长合约（直到近年来抗议迫使法律强制规定合约最长为七年）。在韩国，出走的艺人将面临天价违约费，如吴亦凡和鹿晗与SM娱乐的解约金高达2亿人民币，若非二人可以回到中国市场，这样的价码恐怕是普通韩国年轻人难以负荷的。同时，合约规定收入的绝大部分将落入公司的口袋，弥补前期的高投入并带来丰厚的回报。
第二，与电视台建立紧密的合作。偶像艺人给电视台带来了巨大的收视率，韩国三大电视台MBC、SBS、KBS均有专门给艺人打歌和评分的音乐节目，同时，由于财团投资的关系，电视台和娱乐公司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整体上是共荣共生的关系。一旦有艺人出走公司，他/她将同时遭到电视台的惩罚，失去曝光的机会，职业生涯自然难以为继。
第三，不同于中国娱乐业中各公司的各自为营、相互挖角，韩国行业内娱乐公司有意识地组成了利益共同体，相互之间不接收出走的艺人，从而在宏观上维持了娱乐公司对艺人的压倒性。
可以说，在电视时代，娱乐公司决定什么样的偶像能被推上市场。
造星→赚钱→拓宽市场→造星，这种循环也是所有娱乐产业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而韩国正是把这个过程修炼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极具工业色彩的超高效资源组织模式。
完美偶像？“不完美”的人
很多人提出，韩国的娱乐工业化，具有相当高的门槛：投资高，回报周期长，高度完善的行业，市场消费能力高。还有人质疑，高度标准化的韩娱工厂缺乏创新，模式固化，迟早引起市场的审美疲劳。然而，这些都不是韩娱工厂的核心痛点。
真正的问题在于，当人成为了商品，纯粹的商业逻辑就足以支撑体系运转吗？
2017年，SM公司SHINEE成员金钟铉烧炭自杀。
2019年，YG公司BigBang成员李胜利陷入逃税、海外赌博、性交易等一系列丑闻。
同年SM公司艺人雪莉自杀……
据统计，近十年来，共有超过30位韩国明星自杀身亡，被爆出多起明星违法事件和社会争议性事件，由明星行为和公司“人设”不符而引发的口诛笔伐更是层出不穷。
究其根本，人无法物化成为商品。
作为一个生物，人首先有其生理和心理的承受能力。在一个仅有5000万人的国度，从2007年到2017年，韩国一共出道的偶像团体高达436个，平均每八天就有一个团体出道。过度竞争下，许多练习生常年生活在高压、过瘦、疲惫的状态下，而正在活动中的艺人更是平均每天只能睡3-5小时。最近一段SM公司的声乐老师曾经的采访引发热议，他常询问学生你们幸福吗。没有一个人回答幸福。
再者，人本身时刻处于变化之中，心情、外貌、性格、价值观，从来不是一个既定的、简单化的、恒久的“人设”所能概括。从商业逻辑上来说，当雪莉拒绝去维持一个活力清纯的少女形象时，她的粉丝们自然会感受到的背叛和被欺骗感。但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说，变化本就是常态。长期遮掩本性既不人道，又难实现。
更甚，电视时代，韩国娱乐产业的资源分配过于集中也暗含危机。垄断型的资源组织模式赋予了娱乐公司和电视台难以被监管的权力，在人性的贪婪驱动下，极易滋生腐败和潜规则现象。而站在一切资源交会的中心却几无凭仗、被当作商品的艺人们，成为了权力首当其冲施加的对象。
不完美的人，却支撑着严谨庞大的韩娱工业链条，使得韩娱的商业化逻辑越发改善完美，整个系统就越发脆弱。
破局力量酝酿，人在何处？
平台时代，消费者代替了经纪公司，成为了制造偶像的直接主体。
第一类享受平台时代红利的是选秀艺人，其中代表就是2017年依靠PRODUCE 101第二季冠军出道的姜丹尼尔。通过选秀，经济公司被平台代替，商品（艺人）在未完成以前得以直接与观众接触，而观众手中的选票则代替练习生制度，忠实地筛选并打磨着商品，如此优胜劣汰下的第一名，绝对代表了市场最真实的取向——两年来，姜丹尼尔蝉联韩国企业家协会评估的艺人个人品牌价值榜第一位，火爆程度创造了“姜丹尼尔效应”。
同时，网络平台的出现打破了韩国经纪公司-电视台的联手垄断。2019年，姜丹尼尔要求与其经纪公司LM解约，遭到“封杀”，但即使不能上电视参与节目，姜丹尼尔仍持续在网络直播平台和网络节目保持曝光和新鲜度。
第二类是依靠社交媒体运营的艺人，代表是攻克韩流长久难以打入的欧美市场的BTS男团。BTS通过在Twitter, Instagram, Tumblr等社交媒体上进行长期高频的与粉丝互动，摆脱传统K-Pop团体遥远而又乏味的完美感，塑造真实、个性、亲切的形象，辅之以团体自己写歌分享年轻人的喜怒挣扎，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年轻一代的强烈共鸣感。这个过程中，BTS的团体风格和形象并不是在出道前就已被设计完成的，而是在社交媒体的互动之中，随着和潜在消费者的不断交流磨合形成的。2017年，BTS在全美音乐奖登台演出，拿下Billboard 最佳社交明星奖，如今已然成为美国社交网络上最火的全球明星之一，被美国媒体夸张地用”披头士再现“形容。
问题是，平台时代，韩娱解决了商业化和人的矛盾吗？
值得承认，一些正面信号已然出现，虽然艺人并未摆脱行业内层出不穷的过度竞争，依然需要高强度的训练和严苛的管理以保证最佳状态，但是依靠平台的明星天然具有曝光优势。再者，艺人的身心健康已然引发经济公司的关切，今年8月，Bighit公司宣布给BTS全团放出道以来首个超长假期，回归20岁平凡少年的生活。
然而，目前来看，全新的韩娱资源组织模式指向了平台化、分散化的特点，但由于互联网本身具有向集中式、垄断式发展的性质，以后会否由平台取代经纪公司成为新的垄断中心，艺人在全新的体系下又能否拥有喘息的空间、保护的机制，犹未可知。
再者，在社交媒体的“回音壁效应”下，一旦公众对艺人形成了既定的印象，人设就又一次诞生，在被不断重复、放大的过程中，成为艺人的记忆点和卖点。
工业化体系下，我们制造的是人设，消费的是人设，但实际的载体是有血有肉、“不完美“的人。这个悖论似乎永无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