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罗马读懂世界—长江北京校友会读书会
发布时间：2014年08月15日
同和治理沿革，剖析了东西方民主和政治的渊源。以下为读书会现场的实录节选。
｜正文｜
我们的权力体制为何与他们不一样
我们思考最多的、最想不通的是什么问题呢？是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些差别的历史渊源在什么地方。
思考这些问题，慢慢的想，很多问题就跟罗马联系起来了，其渊源要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那个时代，这就是我今天讲的主题，从罗马看西方和中国的差异。
[樊纲教授现场发言]
我们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罗马时代，欧洲各个军阀纷争，各个城邦已经形成，互相争斗，最后罗马统一了欧洲大部分，形成了罗马帝国。中国那时候也是差不多，我们春秋战国，也是各个公国，我们那会儿都叫国王，什么什么公，齐桓公等等，他们那一边是“王”，他们这个相当于我们的王，不够帝，凯撒是称了帝。中国最后谁称帝呢？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天下，罗马当时统一了欧洲天下，在这个意义上的差别在哪呢？罗马统一了，最后又衰败了，因此欧洲后面很多年代再继续发展就是由王国、城邦逐步发展，所以它的权力基础，就是从罗马帝国消亡以后，它的权力基础基本在那个地方，那个自治体，一个城邦，或者一个宫侯占领的地方。以后这些小公国慢慢组成民族国家，比如意大利，意大利是好多小公国占领山头，意大利最好玩的事情是把村和镇建在山头上，他好保护。山头上的小村小镇是最好玩的地方。然后形成之后，他把它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国家，它的权力基础仍然在下面，下面这些公国自治体把一些权力交给中央政府，叫联邦政府，才形成了民族国家。现在他们又进一步要统一，进一步要结合，各个民族国家再形成一个大联邦，就叫做现在的欧盟。
但是这跟我们的统一不一样，它的权力基础在下面，上面服从下面，最后选举出最上面的领导。而我们呢，秦始皇统一之后，两千年来我们的中央集权制一直保留着，这是中国和西方一个重要的差别。秦始皇统一的很彻底，我们仔细分析对照，比当年罗马统治还要彻底，度量衡、语言文字等方方面面都统一了。如果当时没有统一语言文字的话，当时春秋战国各个国不仅地方方言，文字都是有差异的，那些方言文字如果继续差异化下去，那就是现在的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德语和法语之间的差别，但是一下子统一起来，而且统一之后这个帝国一直保持，后面出现过三国，出现过一些小国时代，但是都是大一统的基本逻辑，一直存在着。
所以我们形成一个习惯，中国人从历史的角度，我不说现在，从历史的角度，一个基因遗传下来的，就是我们的权力是从上面来的，官员的任命是由上面任命，这叫集权制。他们是下面选举，下面推举地方官，以前不是推举，以前是贵族或者一个家族占领一个地盘，下面这些贵族推举出来一些机制，它的权力是从下面上来。从国王来讲，从王国再到一个联邦，这个权力是由下面的王国们赋予联邦的首脑，首相或者总统等等，是一层层从下面来的。而我们习惯了官员由上面任命，我们要对上负责。这是一种历史的根深蒂固。
权力的机构和权力行使方式都跟我们历史相关，而西方跟他们那样一个历史相关，这个不解释全部的差异，但是从历史渊源倒是解释了一部分，解释我们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对话嘉宾左起：EMBA3期张恒涛、樊纲教授、曲向东]
民主和集权，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
西方很早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比如英国，英国光荣革命是因为贵族院制约了国王的权力，虽然国王在那，但是这些贵族院的议员们是有权力的，就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来制定宪法等等。他们很早就有了议会的制度，至少两三百年前是有议会制度，开始选举首相。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权力的继承是有一种机制，虽然国王本身是家族继承的，但是他的权力结构是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制衡，尽管最早这种权力只有贵族持有，其他人没有，但是他毕竟有这么一种制度。而我们中国历史的沿革到现在，权力历来是世袭的，而权力是绝对的。不说大臣没有影响皇帝的能力，但是他没有一种机制，没有民主制衡的机制制衡这个皇帝的权力。皇帝的任命也从来是家族继承、血缘继承，历史上大概尧舜时代有一两次不是自己的亲身孩子当中，从外姓旁人当中选的，怎么选的？是很随机的，是当时皇帝的想法，而不是经过一套机制选举。
这就追溯到什么样的制度呢？就追溯到罗马参议院。罗马参议院这个词 senate，就是现在美国参议院那个字，一模一样。而参议院是什么呢？参议院在那个时代就是一些贵族形成的权力结构，当时是投票还是举手，不管怎么样，这样一个参议院选出了恺撒，不仅选出恺撒，恺撒是作为专政者选出来的，还选执政官，就是某一方面的部长，或者是某一个地方的首脑，那叫执政官，罗马字叫consuls。咱们看恺撒的时候，都说恺撒多么伟大，但是你想想恺撒怎么来的？是参议院选出来的。所以它的宪法那套结构和执政结构学的希腊，希腊最早成为共和国，然后形成宪法，规范大家的行为。希腊当然很快就衰落了，罗马把这套东西学过来，但是罗马加的就是参议院的东西。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渊源，最早的源头。恺撒成立了帝国，但是他最初怎么来？他不是血缘来的，是被选出来的。后面这些执政官也是继续选出来，他之后还是要经过参议院选举的。尽管这个制度在历史上有很多变革，但是总的来讲它有这个传统，尽管皇族仍然是血统的问题，但是在执政问题上历来有这个传统。
而这个是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缺乏的，确实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所讲的这些问题，咱们都不做价值判断，比如每一个差异，可能既有他们的优势方面，也有我们的优势方面，有他们的弱势方面，也有我们的弱势方面。比如说到他们的联邦制度，权力在下面，这就导致很多事情没法统一去做，没法通过一个中央的布局、规划去做。比如德国，德国是联邦制，这导致德国高铁技术有了，在德国实现不了，在中国实现了。为什么呢？德国一个个小的联邦自治体，你的车要经过我这，必须得有一站，你必须得停，你不停我就不同意你的车经过我这。高铁磁悬浮是停不下来的，停一下费很多电，你这么小的地方必须停一站，这样做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地方制度是好是坏我们不评判，不是说我们中央集权绝对不好，西方联邦制就绝对的好，我们不做评判。民主不民主、中央集权不中央集权，我们也不评判，我们中央集权条件下，历史上有很辉煌的发展。你赶上一个好皇帝，赶上一个朱元璋，那反腐反的连判官都没了，得找那个带着镣铐的人已经判刑的人到堂上判刑，那反腐反的多厉害啊。我们都不做评判。在我们理解西方现代制度、理解西方行政体系的学习过程中，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被逼出来的启蒙运动
西方世界因受到黑暗宗教的极端压迫而有了启蒙运动，有了科学的快速发展；中国最开始没有那么大压力产生启蒙运动，后来又一直被别人解放的思想所压迫，早先的优势变成了劣势。
跟罗马的关系我们需要研究，但是罗马这个时代是西方宗教形成的时代。基督的前身，应该是在欧洲东部，罗马、希腊都是在欧洲东部的岛国半岛上形成的，然后形成了天主教，然后罗马政权采纳了天主教，罗马帝国衰退，但是天主教这个教会发展了。然后形成了西方的宗教传统，特别是形成了西方的黑暗的中世纪，宗教统治的黑暗的中世纪。这跟中国又有差别，中国没有宗教，中国后来的佛教是输进来的，而且也没有形成佛教统治。我们为什么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它是政教合一，宗教统治了国家。然后禁锢思想、禁锢发展、禁锢创新。我们中国没有宗教，因此我们中世纪非常的辉煌，我们没有黑暗的中世纪，我们一直到唐宋，明也发达了，唐宋更加发达，一直到明代都是很强大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残忍的中世纪的压迫，所以你说是好是坏，咱们不能轻易的评判。
但是由于有相当长时间的黑暗的中世纪，由于有黑暗的宗教压迫，就使得人们开始反弹，这个东西就是物极必反，你推到极端就反弹，我们思想没有禁锢那么厉害，我们也没有特别大的解放思想的动力。但是他们开始反思，在那样极端的压迫下开始反思。第一个反思是我为上帝活还是为自己活？人到世界上为谁活着，这就叫做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应该翻译成文本主义复兴，就是以前宗教侍奉上帝，我的一生侍奉上帝，现在人们回到人本，我们要为我们活着，人要享乐，人不仅奉献，我们要生产、我们要享乐，我们追求我们效能最大化，追求我们幸福一生。那就有了文艺复兴。
最重要的就是有了启蒙运动，用中国话翻译就是思想解放运动。因为宗教压迫物极必反，使他们去思考，去解放思想，冲破宗教的束缚。这回过头来又跟罗马相关了。
伽利略们在罗马组织了一个地下社团，那就是丹布朗写《达芬奇密码》的上一本书，后来还出了电影叫《天使和魔鬼》。在启蒙运动中伽利略受迫害，他的理论受压抑，然后找了秘密科学家社团，用英文写书信，英文记录暗号，因为英文那时候是科学语言，是远处的语言，然后在罗马搞地下运动。这是罗马另一个好玩的地方，我曾经拿着那本书，他寻宝或者寻符号，各个地方我都寻到了，那是旅游的一个方法，你要是能看本书，再找这书里的东西，博洛尼亚是第一站。
这个启蒙运动最后是西方的科学发展，而我们就落后了，中国什么时候落后？真正到启蒙运动以后我们落后了。在西方的中世纪很黑暗，而同时期的我们却很辉煌，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产生启蒙运动，一直到五四运动我们解放思想，然后又打仗，又被西方压迫，因为我们被人家解放的思想压迫，然后我们又重新开始封闭起来，一直到改革开放，我们再一次解放思想。现在是不是解放的足够？我们的教育体系、政治体系是不是足够了？这一点，从历史上看，西方历史上不如我们，它的劣势比较明显，我们的优势比较明显。但是矛盾的转化，物极必反，到了后来他们的优势比较明显，我们的劣势比较明显，包括现在我们的教育制度都有这个痕迹。
我们研究经济的不是特别注重文化、宗教这些分析，但是这些东西在历史上都是起作用的。我们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在历史上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是解释这些差异当中特别重要的因素。当然，这可以是几个假说，我们还可以继续论证、研究它，我相信这本书像讲故事一样让你读懂罗马，读懂罗马就读懂这个世界差异的存在，我们不光要读它，还要结合其他书一块思考，比如《春秋战国》，读过的中国历史，读过的现在的东西，结合起来共同思考，我们可以更多地读懂世界。
张恒涛：为什么我会看这个书？这跟长江有关系，因为我们那时候上课的时候有两个老师提到罗马，一个是郎咸平，他教我们高级理财学。还有一个是杨辉瑞，他当时讲的主要是中西方的管理的区别，谈到了很多我们的经济制度，包括银行这些的来历，都是跟西方有关系的。我们宏观经济学就是樊纲教授讲的，他说你要想把这些弄明白，就要把罗马史看明白。就像樊纲教授讲的，你知道了我们今天的一些经济制度，因为我更多从经济制度看的，你会知道经济制度怎么演变过来的。再一个，罗马为什么能够从小变成大，比如它的开放，它对失败者、投降者的宽容，它对人才的利用，这些确实是它成功的关键。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叫《大秦帝国》，我也看完了，是陕西一个历史学教授孙浩辉写的，因为是同时代的，秦朝是在公元前221年，他们这个共和制就在那个时代。
很多的感悟，我觉得这本书对大家搞企业很有帮助，这些皇帝，这些执政官，他们在对待危机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就像一个公司一样，他们是跨国公司，如何处理他们的危机，包括最后由于管理上的问题，到最后他的部队已经没有了，最后又怎么灭亡的。包括对待天主教，刚开始是迫害天主教。原来我以为里面讲贤帝，前面有很多糟糕的皇帝，其实是后来天主教评价的，那些皇帝迫害天主教，所以大家认为是不好的皇帝。哪个皇帝对天主教好，就认为是好皇帝。但从国家治理上，那些皇帝不一定差，这些皇帝不一定好。我比较喜欢这本书，逢人就推荐。
｜嘉宾简介｜
樊纲
著名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91年、2005年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代表作有：《市场均衡与经济效益》（专著）、《改革的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过程的经济学思考》（专著）、《改革、开放与增长》（主编），晋升副研以来发表各类成果近200万字。
曲向东
行知探索文化传播董事长，著名节目主持人、电视策划人。
张恒涛
长江EMBA3期校友，北京三元种业科技股份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金沙威尼斯欢乐娱人城北京校友会｜
北京校友会成立于2004年6月，现有校友超过1500人。北京校友会以“维护学院声誉、树立主流价值观”为宗旨，以“交流学习、参与公益”为核心，依托地域优势，组织、参与、协助了一些列活动，不断加强校友与校友、校友与学院之间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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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我们的权力体制为何与他们不一样
我们思考最多的、最想不通的是什么问题呢？是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这些差别的历史渊源在什么地方。
思考这些问题，慢慢的想，很多问题就跟罗马联系起来了，其渊源要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那个时代，这就是我今天讲的主题，从罗马看西方和中国的差异。
[樊纲教授现场发言]
我们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罗马时代，欧洲各个军阀纷争，各个城邦已经形成，互相争斗，最后罗马统一了欧洲大部分，形成了罗马帝国。中国那时候也是差不多，我们春秋战国，也是各个公国，我们那会儿都叫国王，什么什么公，齐桓公等等，他们那一边是“王”，他们这个相当于我们的王，不够帝，凯撒是称了帝。中国最后谁称帝呢？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天下，罗马当时统一了欧洲天下，在这个意义上的差别在哪呢？罗马统一了，最后又衰败了，因此欧洲后面很多年代再继续发展就是由王国、城邦逐步发展，所以它的权力基础，就是从罗马帝国消亡以后，它的权力基础基本在那个地方，那个自治体，一个城邦，或者一个宫侯占领的地方。以后这些小公国慢慢组成民族国家，比如意大利，意大利是好多小公国占领山头，意大利最好玩的事情是把村和镇建在山头上，他好保护。山头上的小村小镇是最好玩的地方。然后形成之后，他把它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国家，它的权力基础仍然在下面，下面这些公国自治体把一些权力交给中央政府，叫联邦政府，才形成了民族国家。现在他们又进一步要统一，进一步要结合，各个民族国家再形成一个大联邦，就叫做现在的欧盟。
但是这跟我们的统一不一样，它的权力基础在下面，上面服从下面，最后选举出最上面的领导。而我们呢，秦始皇统一之后，两千年来我们的中央集权制一直保留着，这是中国和西方一个重要的差别。秦始皇统一的很彻底，我们仔细分析对照，比当年罗马统治还要彻底，度量衡、语言文字等方方面面都统一了。如果当时没有统一语言文字的话，当时春秋战国各个国不仅地方方言，文字都是有差异的，那些方言文字如果继续差异化下去，那就是现在的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德语和法语之间的差别，但是一下子统一起来，而且统一之后这个帝国一直保持，后面出现过三国，出现过一些小国时代，但是都是大一统的基本逻辑，一直存在着。
所以我们形成一个习惯，中国人从历史的角度，我不说现在，从历史的角度，一个基因遗传下来的，就是我们的权力是从上面来的，官员的任命是由上面任命，这叫集权制。他们是下面选举，下面推举地方官，以前不是推举，以前是贵族或者一个家族占领一个地盘，下面这些贵族推举出来一些机制，它的权力是从下面上来。从国王来讲，从王国再到一个联邦，这个权力是由下面的王国们赋予联邦的首脑，首相或者总统等等，是一层层从下面来的。而我们习惯了官员由上面任命，我们要对上负责。这是一种历史的根深蒂固。
权力的机构和权力行使方式都跟我们历史相关，而西方跟他们那样一个历史相关，这个不解释全部的差异，但是从历史渊源倒是解释了一部分，解释我们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对话嘉宾左起：EMBA3期张恒涛、樊纲教授、曲向东]
民主和集权，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
西方很早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制度。比如英国，英国光荣革命是因为贵族院制约了国王的权力，虽然国王在那，但是这些贵族院的议员们是有权力的，就有一定程度的民主来制定宪法等等。他们很早就有了议会的制度，至少两三百年前是有议会制度，开始选举首相。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权力的继承是有一种机制，虽然国王本身是家族继承的，但是他的权力结构是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制衡，尽管最早这种权力只有贵族持有，其他人没有，但是他毕竟有这么一种制度。而我们中国历史的沿革到现在，权力历来是世袭的，而权力是绝对的。不说大臣没有影响皇帝的能力，但是他没有一种机制，没有民主制衡的机制制衡这个皇帝的权力。皇帝的任命也从来是家族继承、血缘继承，历史上大概尧舜时代有一两次不是自己的亲身孩子当中，从外姓旁人当中选的，怎么选的？是很随机的，是当时皇帝的想法，而不是经过一套机制选举。
这就追溯到什么样的制度呢？就追溯到罗马参议院。罗马参议院这个词 senate，就是现在美国参议院那个字，一模一样。而参议院是什么呢？参议院在那个时代就是一些贵族形成的权力结构，当时是投票还是举手，不管怎么样，这样一个参议院选出了恺撒，不仅选出恺撒，恺撒是作为专政者选出来的，还选执政官，就是某一方面的部长，或者是某一个地方的首脑，那叫执政官，罗马字叫consuls。咱们看恺撒的时候，都说恺撒多么伟大，但是你想想恺撒怎么来的？是参议院选出来的。所以它的宪法那套结构和执政结构学的希腊，希腊最早成为共和国，然后形成宪法，规范大家的行为。希腊当然很快就衰落了，罗马把这套东西学过来，但是罗马加的就是参议院的东西。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渊源，最早的源头。恺撒成立了帝国，但是他最初怎么来？他不是血缘来的，是被选出来的。后面这些执政官也是继续选出来，他之后还是要经过参议院选举的。尽管这个制度在历史上有很多变革，但是总的来讲它有这个传统，尽管皇族仍然是血统的问题，但是在执政问题上历来有这个传统。
而这个是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缺乏的，确实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所讲的这些问题，咱们都不做价值判断，比如每一个差异，可能既有他们的优势方面，也有我们的优势方面，有他们的弱势方面，也有我们的弱势方面。比如说到他们的联邦制度，权力在下面，这就导致很多事情没法统一去做，没法通过一个中央的布局、规划去做。比如德国，德国是联邦制，这导致德国高铁技术有了，在德国实现不了，在中国实现了。为什么呢？德国一个个小的联邦自治体，你的车要经过我这，必须得有一站，你必须得停，你不停我就不同意你的车经过我这。高铁磁悬浮是停不下来的，停一下费很多电，你这么小的地方必须停一站，这样做不下去的。所以这个地方制度是好是坏我们不评判，不是说我们中央集权绝对不好，西方联邦制就绝对的好，我们不做评判。民主不民主、中央集权不中央集权，我们也不评判，我们中央集权条件下，历史上有很辉煌的发展。你赶上一个好皇帝，赶上一个朱元璋，那反腐反的连判官都没了，得找那个带着镣铐的人已经判刑的人到堂上判刑，那反腐反的多厉害啊。我们都不做评判。在我们理解西方现代制度、理解西方行政体系的学习过程中，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被逼出来的启蒙运动
西方世界因受到黑暗宗教的极端压迫而有了启蒙运动，有了科学的快速发展；中国最开始没有那么大压力产生启蒙运动，后来又一直被别人解放的思想所压迫，早先的优势变成了劣势。
跟罗马的关系我们需要研究，但是罗马这个时代是西方宗教形成的时代。基督的前身，应该是在欧洲东部，罗马、希腊都是在欧洲东部的岛国半岛上形成的，然后形成了天主教，然后罗马政权采纳了天主教，罗马帝国衰退，但是天主教这个教会发展了。然后形成了西方的宗教传统，特别是形成了西方的黑暗的中世纪，宗教统治的黑暗的中世纪。这跟中国又有差别，中国没有宗教，中国后来的佛教是输进来的，而且也没有形成佛教统治。我们为什么称之为黑暗的中世纪？它是政教合一，宗教统治了国家。然后禁锢思想、禁锢发展、禁锢创新。我们中国没有宗教，因此我们中世纪非常的辉煌，我们没有黑暗的中世纪，我们一直到唐宋，明也发达了，唐宋更加发达，一直到明代都是很强大的。我们也没有那么多残忍的中世纪的压迫，所以你说是好是坏，咱们不能轻易的评判。
但是由于有相当长时间的黑暗的中世纪，由于有黑暗的宗教压迫，就使得人们开始反弹，这个东西就是物极必反，你推到极端就反弹，我们思想没有禁锢那么厉害，我们也没有特别大的解放思想的动力。但是他们开始反思，在那样极端的压迫下开始反思。第一个反思是我为上帝活还是为自己活？人到世界上为谁活着，这就叫做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应该翻译成文本主义复兴，就是以前宗教侍奉上帝，我的一生侍奉上帝，现在人们回到人本，我们要为我们活着，人要享乐，人不仅奉献，我们要生产、我们要享乐，我们追求我们效能最大化，追求我们幸福一生。那就有了文艺复兴。
最重要的就是有了启蒙运动，用中国话翻译就是思想解放运动。因为宗教压迫物极必反，使他们去思考，去解放思想，冲破宗教的束缚。这回过头来又跟罗马相关了。
[校友提问]
伽利略们在罗马组织了一个地下社团，那就是丹布朗写《达芬奇密码》的上一本书，后来还出了电影叫《天使和魔鬼》。在启蒙运动中伽利略受迫害，他的理论受压抑，然后找了秘密科学家社团，用英文写书信，英文记录暗号，因为英文那时候是科学语言，是远处的语言，然后在罗马搞地下运动。这是罗马另一个好玩的地方，我曾经拿着那本书，他寻宝或者寻符号，各个地方我都寻到了，那是旅游的一个方法，你要是能看本书，再找这书里的东西，博洛尼亚是第一站。
这个启蒙运动最后是西方的科学发展，而我们就落后了，中国什么时候落后？真正到启蒙运动以后我们落后了。在西方的中世纪很黑暗，而同时期的我们却很辉煌，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产生启蒙运动，一直到五四运动我们解放思想，然后又打仗，又被西方压迫，因为我们被人家解放的思想压迫，然后我们又重新开始封闭起来，一直到改革开放，我们再一次解放思想。现在是不是解放的足够？我们的教育体系、政治体系是不是足够了？这一点，从历史上看，西方历史上不如我们，它的劣势比较明显，我们的优势比较明显。但是矛盾的转化，物极必反，到了后来他们的优势比较明显，我们的劣势比较明显，包括现在我们的教育制度都有这个痕迹。
我们研究经济的不是特别注重文化、宗教这些分析，但是这些东西在历史上都是起作用的。我们不是专门研究这个东西，但是在历史上这些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是解释这些差异当中特别重要的因素。当然，这可以是几个假说，我们还可以继续论证、研究它，我相信这本书像讲故事一样让你读懂罗马，读懂罗马就读懂这个世界差异的存在，我们不光要读它，还要结合其他书一块思考，比如《春秋战国》，读过的中国历史，读过的现在的东西，结合起来共同思考，我们可以更多地读懂世界。
[读书会现场]
张恒涛：为什么我会看这个书？这跟长江有关系，因为我们那时候上课的时候有两个老师提到罗马，一个是郎咸平，他教我们高级理财学。还有一个是杨辉瑞，他当时讲的主要是中西方的管理的区别，谈到了很多我们的经济制度，包括银行这些的来历，都是跟西方有关系的。我们宏观经济学就是樊纲教授讲的，他说你要想把这些弄明白，就要把罗马史看明白。就像樊纲教授讲的，你知道了我们今天的一些经济制度，因为我更多从经济制度看的，你会知道经济制度怎么演变过来的。再一个，罗马为什么能够从小变成大，比如它的开放，它对失败者、投降者的宽容，它对人才的利用，这些确实是它成功的关键。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叫《大秦帝国》，我也看完了，是陕西一个历史学教授孙浩辉写的，因为是同时代的，秦朝是在公元前221年，他们这个共和制就在那个时代。
很多的感悟，我觉得这本书对大家搞企业很有帮助，这些皇帝，这些执政官，他们在对待危机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就像一个公司一样，他们是跨国公司，如何处理他们的危机，包括最后由于管理上的问题，到最后他的部队已经没有了，最后又怎么灭亡的。包括对待天主教，刚开始是迫害天主教。原来我以为里面讲贤帝，前面有很多糟糕的皇帝，其实是后来天主教评价的，那些皇帝迫害天主教，所以大家认为是不好的皇帝。哪个皇帝对天主教好，就认为是好皇帝。但从国家治理上，那些皇帝不一定差，这些皇帝不一定好。我比较喜欢这本书，逢人就推荐。
｜嘉宾简介｜
樊纲
著名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1991年、2005年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04年被法国奥弗涅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主要代表作有：《市场均衡与经济效益》（专著）、《改革的渐进之路——对经济改革过程的经济学思考》（专著）、《改革、开放与增长》（主编），晋升副研以来发表各类成果近2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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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恒涛
长江EMBA3期校友，北京三元种业科技股份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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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校友会成立于2004年6月，现有校友超过1500人。北京校友会以“维护学院声誉、树立主流价值观”为宗旨，以“交流学习、参与公益”为核心，依托地域优势，组织、参与、协助了一些列活动，不断加强校友与校友、校友与学院之间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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